這島嶼上的一切，其實都還是年輕的。包括她自身，隨時充滿在錯誤中變革自己的可能。

今年一月，蔡英文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總統。

她沒有當年馬英九的政黨資源，也沒有陳水扁「貧戶」形象的形象光環。一個中產出生，連主持慈善拍賣都會冷場的政務官，如何讓一個光用社群網路串連動員，就讓占領立法院內外23天的世代，願意走進投票所，投給被戲稱「女版馬英九」的她？

這個世代，是一個反抗的世代，一個焦躁的世代，也是一個不願再等的世代。「今年總統大選，蔡英文卻從20～29歲的年輕人手中，囊括將近73%選票。」總是一身沉穩西裝，形象溫和、果決的蔡英文，看來是「初步」說服了台灣年輕人。

她是怎麼做到的？

和小六女孩的對談

或許可從一段插曲談起。

那是深冬12月。小英基金會資助過農具專案的部落，前來辦公室做年度成果報告。上台的是一個約小六年紀的部落女孩，或許是部落的專案負責人很想讓她練習上台吧？這名女孩的報告並不流暢，對內容也不夠自信。就在簡報即將結束之際，「請回到上一頁。」蔡英文說。

出乎意料，她沒有敷衍想要趕緊聽完簡報，也沒有因小女生第一次發表的勇氣，摸頭表示鼓勵，而是請她回到投影片上一頁──詢問投影片上農具的投入和收成的關係是怎麼計算出來的，以及和未來收入的邏輯關係。

大選前幾個月，照理正是焦頭爛額緊顧選情的階段。然而，她只是專注看著投影片，偶爾點頭、發問，和女孩一起討論明年度部落農事的構想。 那個當下──黨主席和一個小六女孩的對談，彷彿成為了教授與研究生的Meeting。

毋寧說，她是以一種「理性人對理性人」的態度，來應對台灣的年輕世代。不是「允諾年輕人一個更好的未來」，也不是「放心的交給民進黨吧」，而是「我們一起坐下來，討論看看怎麼做比較好」。

尊重對方是個可以理性思考的主體，哪怕只是個小六年紀的女孩。

另一種理性的典型是柯文哲──他的科學方法與決斷力，讓他在掌聲中迅速拆除忠孝橋引道。然而，在「盈利能力不足」而決定撤除地下書街的議題上，他卻飽受批判質疑。

因為柯P的理性，終究是工具理性式的。而蔡英文明白，只有結構和數字，沒有「人性」基礎的「理性」，不會完整。

這種想法，也體現在蔡英文對基金會的要求上。「有次某個地方演講場合，蔡英文看了年輕部屬擬的稿子，雖然對一些段落不大滿意，卻仍硬著頭皮，照那稿子唸了下去。」她的幕僚透露。蔡英文尊重年輕人。但尊重，同時意味極高的要求。她放手讓基金會的員工去嘗試新工具、新想法，但也強調所有的規畫、數據，邏輯上都要有嚴謹的邏輯。「如果連我都說服不了，你如何說服台灣人民呢？」這是她最常對幕僚說的一句話。

貓形人的第二口氣

從學者到總統，從民進黨的低谷，到地方、總統大選的全勝；政治現實的磨練下，蔡英文明白「理性」存在著局限。日神終究只宰制一半的世界，另一半則魍魎橫生，充滿伏兵。所以，許多政治人物，都具備著「第二口氣」。例如陳水扁善於用演說、激情的口吻擘劃夢想，鼓吹行動。而柯文哲在醫學專業的可信賴基礎上，則以直率的言行、驚人的意志，給人改革者的魄力形象。

那對蔡英文來說，她的「第二口氣」是什麼？

許多人知道蔡英文愛貓。日本漫畫大師伊藤潤二，曾在政治寫實作品《憂國的拉斯普金》中，敘述了一個同樣愛貓，卻因忠於理想與上司決策，而導致自己受牽連入獄的外交官主角憂木。

伊藤潤二以「貓形人」形容憂木：沉穩、冷靜，重情重義，觀察細微，等待最佳一擊的時機。

漫畫中，主角從檢察官詢問自己「是否常回母親家？」、「會打高爾夫球嗎？」，推測出檢方意圖套問他的收入和金錢流向。而審問後，主角還能趁短暫的休息時間，和獄警閒聊攀談，探聽出檢察官的性格，來擬定自己的下一步策略。

蔡英文也是如此。若是看過她擔任陸委會主委時的答辯就不難發現，她絕不會照著對手的理路來決定自己的回答邏輯，而是建構另外一套理路，和對手的意見、客觀現實，三方互相參照，尋找最佳突破點。那可稱之為「直覺」──並不是胡亂臆測，沒有實證基礎的衝動，而是憑藉過往經驗，加上對現實環境的觀察，在極短時間內壓縮、星火般迸發，引導一個人在短時間發揮判斷的能力。

正是蔡英文的法學背景和她的國際談判經驗，讓她在選戰的試煉中，培養出她的「理性直覺」。也是這種直覺，讓她能在面對立委質詢、面對宇昌案、面對總統大選的辯論時，能夠游刃進出對手問題的結構，並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核心。

那「少年」還活在心裡

蔡英文的「貓形人」性格，還展現在她對事物廣泛的好奇與專注上。

蔡英文很喜歡提她在部落修理天花板的經驗。她的居所，甚至備有自己的工具箱。這在一個50歲女士而言，是極不尋常的，「我以往沒事在家，就喜歡敲敲打打，自己修理東西。」2012卸任黨主席後，她甚至選擇前往印度，搭著搖晃、陳舊，充滿煙塵的跨夜臥鋪火車旅行。

她心中的「少年」似乎從未逝去。

與她配合的活動攝影師私下透露，「我曾送主席幾張小劇場的門票，本以為主席那麼忙，應該不可能來。」沒想到，當天雖然沒有媒體，蔡英文卻出席了，她專注的看完整場戲，結束後再自己默默離開。「許多政治人物，為表示親民勉強參加活動，媒體拍完，開演五分鐘就離席，蔡主席真的不大一樣。」那名攝影師說。

如同貓一般，蔡英文情感內斂，卻相當念舊。「她不會跟人裝熟，對於民眾的熱情，常有一定距離。」但在西裝之外，她最常穿的，總是那幾件紙風車兒童劇團的T恤。

年輕島嶼的未來

「作個有知識的叛逆者」，這是她最常期許年輕人的話，然而，這似乎也是她對自己的期許。對蔡英文來說，這島嶼上的一切，其實都還是年輕的。包括她自身，隨時充滿在錯誤中變革自己的可能。就像她在反核遊行中遇到的少年，問他「以後若民進黨執政做不好，你還有可能走上街頭嗎？」

「會的。」就像少年堅毅的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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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立能持續參與文學出版、推動紀錄片創作、協助新業主建立新文化據點，例如廣州方所書店，對於台灣、乃至於整個華人圈都有正面的意義，我是持鼓勵態度的，不需要替廖美立綁手腳。她是社會的人才，不是一家一姓的人才，離開誠品，她的經驗能為社會所用，應該替她慶幸、替社會慶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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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問這個人到底對獨立音樂有什麼影響，我想她影響的不只是獨立音樂。比如說把奶罩脫下來是一個例子，如果你沒去過以前的女巫店，你可能會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？我認為那是一種粗俗的形式，是有意識要打破既定的美感，將奶罩脫下掛在椅子靠背上，有的奶罩還舊舊破破甚至有味道，顛覆女性被物化、完美無瑕疵才叫作美的做作，挑戰著主流社會的理所當然，用的是一種默默無聲的方式，悄悄卻有力量的發生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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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為一位創作者，照緹也是這般細膩跟收斂，所以我們只能在縫隙之間瞥見她微微地疼痛，但是這個疼痛會從她那端延伸到我們心底。從《手風琴在路上》的漫遊、漂泊、尋根，《我愛高跟鞋》最後一幕花開時小牛回到母牛身邊，一直到正在拍攝的《TURNING 18》，照緹總能透過跟她做菜擺桌的風格，把觀看的我們逼進牆角，不斷地跟「離家」、「回家」和「什麼是家？」反覆碰撞。「家總是複雜，愛總是帶著憤怒。」照緹受訪時這麼說。啊，如果吃過她的酷辣烤小排，就會更明白，之於照緹，家就是愛，而在照緹的作品裡，以及她這個人在我的心裡，複雜總是與憤怒同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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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我剛創業，模仿美國TED大會，創辦了Big Question Conference，當時「創業」不像現在是一個流行名詞，大家爭相競逐。當時尋覓各處為了要找辦活動的場地，找到了隱藏在安靜巷弄內的生態綠咖啡，那是ㄧ個不起眼的民宅，裡頭幾張桌子，有簡單的投影設備，牆上貼著公平貿易的海報。店裡的女主人脂粉未施，穿著T恤與牛仔褲，素淨的臉龐，戴著眼鏡，與其說是咖啡店老闆，社運領袖更為貼切。她熱衷於公平貿易，倡導有機咖啡，我被她改變世界的熱情深深打動，那是我第ㄧ次見到余宛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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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以涵持續嗡嗡處理公司事務和推廣社會企業，不然就是看書學習。像是一位永遠不疲倦的挑戰者，衝刺每一道瓶頸。「妳不累嗎？」我擔心地問。「很多人說我在創業，但我只是在做我的理念。我也認為創業除了開創以外，還包括每天的兢兢業業。」那燦爛陽光的笑容，宛若再苦的難關，都有著一線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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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不寫程式，但熟悉讓人動起來的程式：從對問題與需求的理解，到了解參與者的技能與限制，以及當下社會氣氛，最終讓電腦程式跑得動。她讓黑客精神與更廣泛的大眾連結，讓大家開始想像開放協作的可能性，讓程式更有人的溫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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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她把農民的經驗烹煮成一碗香噴噴的故事，再以動人影像佐醬端上餐桌，繼而引發一連串小農夫、小米商的包裝米革命。經由她的開創，無數務農的人敲起鍵盤相信土地的故事是台灣最美的歌謠，一一傳唱。也是她把斤兩浮賤的稻米千辛萬苦送到國際比賽，猛奪設計桂冠，將台灣米一包包推上國際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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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前，因為一次「為什麼無名小站的女生都長一樣」的討論，張瑋軒離開原本在電影公司的行銷工作，和陳怡蓁、蔡純如一同創辦了「Womany女人迷」，希望能激發更多人去思考性別平等和多元價值。張瑋軒說，當時大家都不看好，但她只想反問「為什麼不行？」五年過去，女人迷也從原本的網路媒體，到後來做電商、廣告、實體活動，甚至去年還募資打造了實體空間「女人迷樂園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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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又津在《準台北人》中揭露得更明白，書中雙線並行，寫福建榮民父親與印尼華僑母親，回頭指認父母的來時路，才能在往後踏出新途。她也訪談年齡相仿的新二代，因為世界太新，必須用手去指，她不完全認同也不完全排斥這個名詞，但在必須暫時建立的想像共同體之上，她願意伸手擁抱這個標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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